胜利：喜悦与烦恼.

1946年11月2日上午10时，新开岭战场上枪炮声沉寂了。代之出现的狂喜欢呼声震山谷。

然而，我们纵队领导的心，却沉重起来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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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称“虎师”的敌新6军第22师已抵达双岭子集结，距我们只有15公里。这个全美式装备的蒋介石主力中的主力，靠汽车轮子走路。如果向我扑来，也只需个把小时。由安沈线直下风城、安东的敌52军第21师，已于我全歼25师的同一天，占领了新开岭以东不远处的宽甸，企图堵死我东退之路。北路从抚顺东犯之185师、91师，没被我3纵挡住，占领新宾之后，也于新开岭战役结束的同一天，即11月2日占领了通化；另一路正向桓仁推进，企图堵死我向3纵靠拢的退路。

我正处在强敌3面包围之中，南面便是中朝国界鸭绿江，形势十分严峻。刻不容缓地逼着我们果断决策，确定下一步怎么办?

消灭25师不言而喻是件大好事，可是胜利后当即遇到了诸多急需解决的难题：第一，如何消化眼前这6000多名俘虏?新开岭一战我伤亡几近2000人，去掉减员，全纵实员不足万人，几乎与俘虏一对一。敌人虽已被俘，内心并未归顺服气，弄不好就要出事。第二，如何把6000名俘虏中的连以上军官清理出来?这也需要时间。第三，如何转移我1582名伤员?这绝不是简单的事。第四，如何掩埋我330名烈士?这需要时间。第五，如何处理缴获的堆积如山的战利品?尤其是我们拿不了的大批武器装备?这些难题如同沉重包袱压在身上，加上如何对付向我围宋的敌人。急需作出下一步行动的决策。胜利不只是喜悦，也有麻烦。

11月2日，战斗刚刚结束，我们纵队领导立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?

大家分析了眼前的严峻形势后，几乎一致意见立即脱离新开岭，从牛毛坞穿过桓仁原始森林向在辑安地区的我3纵队靠拢。对我牺牲之烈士，迅速就地寻找合适之处掩埋。缴获军用物资能带的尽量带，带不了的烧掉，烧不了的武器与我烈士深埋一起。对俘虏中的军官当日清理完，个别清理不完的，边走边清理。清理后的俘虏官兵进行编队，分给各师和纵队警卫营押送，我1500多名伤员除已由群众抢救下去的以外，全由俘虏抬着走。

大家认为这些意见是可行的，应该马上行动。只是个别同志提出不同意见，坚持要打宽甸。大家分析了敌我情况后，都不同意打宽甸，认为此举消灭敌第2师的可能性极小，弄不好会把获得的胜利丧失了。再说，如打宽甸，敌人在双岭子集结的援兵第22师会咬住我不放，会置我们于不能脱身的地步。加上胜利后的“包袱”，稍有迟疑即使不被敌人吃掉，想与辽东军区、3纵队会合也是不可能的。那样一来，就会影响陈云同志和肖劲光司令员掌握和指挥的南满战略战局，使其面临更大的困难。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有四保临江之举，但我们知道，4纵和3纵不能迅速靠拢，辽东军区就缺少一只胳膊。会上，大家否定了打宽甸的意见。

最后，我和彭嘉庆、欧阳文、李福泽等纵队领导同志，根据各师领导干部的意见，作出了不打宽甸的决定。后来的实践证明，不打宽甸速向3纵靠拢的决策是对的。

我们采取边打边走、边整顿部队、边消化俘虏的方针，迅速向辑安、临江方面转移。

我们掩埋了烈士，在转移途中，有计划有分工地组织力量运走伤员，把俘虏中敌军官清理出来单独押送，对俘虏中的敌军士兵边走边进行教育，尽快分到了连队；对缴获的武器装备物资，一部分补充给连队，带不走的发给地方武装或者同烈士埋在一起。但是途中也发生——些问题。由于时间太仓促，对敌人军官清查不够彻底，有的剃光了头混到士兵之中，被补充到连队。这些人到连队后，伺机打死我们的连队干部便逃跑了，使我们吃了些亏。因为伤员多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动员机关干部也参加抬运。我们还命令俘虏的敌军官抬担架，我向这些军官说：“你们打伤了我们的人，理应你们来抬。”“谁要是对伤员无礼，或是扔掉伤员，就地枪毙。”在我们的威力强迫下，他们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抬着我们的伤员。

转移过程，我纵队每天用两个师与尾追之敌不断交火，阻其前进。用1个师轮换休整。就这样边打边转移走了1个月，到1946年12月2日，在通化以东地区与辽东军区和3纵队胜利会师，用实际行动迎接了陈云同志和肖劲光司令员的到来。

在安沈线正面阻敌之我12师35团，经过千辛万苦，也在辑安胜利归还建制。

转移途中还有两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。

第一件事，途中我们遇见了安东省委书记刘澜波带一批地方干部转移。刘澜波同志当时兼任我4纵队副政委。他说路上很不安全，希望我们能派1个连护送他们一下。当时我们宿在一个农产家，躺在炕上休息的一位领导同志没等我表态，就说：“部队不能再分散了，抽走1个连，部队就更显不足了。”我当即反对说：“困难再大也得支援地方干部转移，只抽1个连嘛，不会影响我们的力量。”我指派了1个连给刘澜波同志，护送他们上了路。为此事那位领导同志与我争论了几句。

另一件事，就是在我们纵队快到辑安的前两天，那位领导同志提出要先去临江向辽东军区首长汇报，这使我们很惊讶。我是司令员，彭嘉庆是政委和纵队党委书记，向上级领导汇报怎么能抛开两个一把手?

我与彭嘉庆同志对他进行了劝说，希望他再坚持两天，随纵队一起转移，等与辽东军区会合后再说。

但是，我们的劝说没起作用。那位同志擅自乘汽车离开纵队，经朝鲜边境直去临江，找陈云、肖劲光同志汇报去了。他汇报的内容，我们纵队几位领导都不得而知。

1946年12月2日，我纵边打边走转移到了辑安。在此之前的几天，我的头痛病又犯了，一阵一阵发作，疼起来真是要命，担架抬了两三天，我仍坚持指挥。

我考虑到怕牵累部队，就给陈云同志发电报请示离队治疗。就在部队行进至与辽东军区和3纵队会合的那天，陈云同志复电，批准我离开部队去大连治疗。部队白天走了，晚上我从辑安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。我沿鸭绿江朝方一边，边走边看望我们转移到那里的伤员和部队家属及后勤工作人员。经苏联红军帮忙，和同朝方交涉，解决尚在挨冻的伤病员的住房问题。然后偕爱人王志远、大儿子鲁克、四儿子东凯向平壤走去。

临离开辑安时，组织上批准我1辆美式吉普车，1个警卫班。坐着汽车，一连行驶3天才到平壤。在平壤，见到了朱理治同志，他是我党驻平壤办事处主任，是个大学生，后来曾任过河南省委书记，瘦高个，非常精干，在朝鲜任职期间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和朝鲜的关系很融洽。他见到我们十分热情，安排非常周到。给我们安排住房，办进出朝鲜的手续，寻找去大连的船只等。我们在平壤停留了1个星期，就和朱理治同志建立了很深的友谊。在平壤，我还见到了朱瑞同志，他是我军在东北炮兵的创建人之一。见面他就高兴地说：“你们4纵在新开岭战役打得很好，首次全歼了敌人1个师。”

12月中旬的一天，我们乘上朱理治给我联系好的1艘载重1万多吨的苏联大船，在朝鲜的镇南浦码头启航。船行1天多就到了大连。

写到这里，还要澄清一个问题。41军军史第106页，对我离队养病是这样写的：1946年12月初，“胡奇才副司令员此时去休养”。

这段记载与事实不符，我自1946年6月至1947年9月一直任第4纵队司令员。早在41军军史印出前，我就听到两种风传，一说新开岭战役时我不是4纵队司令员，二说新开岭战役期间打与不打争论很厉害。其实，新开岭战役期间，根本就没发生过打与不打的争论。打不打宽甸的争论是在新开岭战役胜利之后。此后，我见着老同事常唠叨此事。巧了，1988年我在301医院唠叨时，恰被当年在总政干部部当过副部长的周梓同同志听见了，他说正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《中国人名大词典·当代人物卷》，他在档案材料中查到过当年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、聂鹤亭写给军委的报告中确有我任4纵队司令员之事，于是他摘抄了一份给我。现摘抄有关的片断：

东北干部状况

(1946年11月3日)

乙、各纵队：①②③(均略)④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、政委彭嘉庆、副司令员韩先楚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丈、参谋长李福泽。10师师长杜光华(以下略)

实力(略)

民兵数字无法统计。

刘亚楼

聂鹤亭

历史是事实，唯有实事求是，历史才能告诉人们过去与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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